《送孟东野序》文章内容共分四段：
第一段，论述“物不平则鸣”的道理。从草木、水受外力的激动而发出声音，论及人的言论、歌、哭，都是因为有所不平的缘故。
第二段，列举自然界多种现象论证“不平则鸣”的观点。例如金、石。丝、竹、匏，土、革、木八种乐器，就是最善于发出声音的东西；而上天则用鸟鸣、雷鸣、虫鸣、风声来告诉人一年四季的推移。这就为下文阐述“人也亦然”打下论证的基础。
第三段，论证人也如此，不平则鸣。文章承接上文，从自然界论及人类社会，从唐虞、夏、商、周、春秋、战国、秦、汉、魏晋，南北朝一直谈到隋、唐，列举了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，论证了“物不得其平则鸣”的论点。
第四段，从唐朝的陈子昂、苏源明、元结、李白、杜甫、李观一直说到孟郊、李翱、张籍，认为他们都是善于用诗文来抒发情怀的人。作者发问：孟郊、李翱、张籍三人的优秀诗文，不知是上天要使他们的声音和谐来歌颂国家的兴盛，还是要使他们穷困饥饿、心情忧愁，而为自己的不幸悲歌？最终点明题旨：“东野之役于江南也，有若不释然者，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。”借以抒发对孟郊怀才不遇的感慨。
文章运用比兴手法，从“物不平则鸣”，写到“人不平则鸣”。全序仅篇末用少量笔墨直接点到孟郊，其他内容都凭空结撰，出人意外，但又紧紧围绕孟郊其人其事而设，言在彼而意在此，因而并不显得空疏游离，体现了布局谋篇上的独到造诣。历数各个朝代善鸣者时，句式极错综变化之能事，清人刘海峰评为“雄奇创辟，横绝古今”。
韩愈首先着重分析了“鸣”的产生原因，从自然界的草木金石、风雨雷电之类到人类社会中的三皇五帝、至圣先贤，作者一口气用了三十八个“鸣”字，其中文笔千变万化，议论恣肆纵横，恰如清代吴调侯、吴楚材所评，是“如龙之变化，屈伸于天，更不能逐鳞逐爪观之。”韩愈在此以泼墨之法述古编新、竭力铺陈的用意就在于要以本文“不平则鸣”的中心论点去对孟郊进行一次思想上、心理上的说服、启发，因而这其中包含这样几层意思：一是不要认为自己不该“鸣”，认为今日之不幸均因“鸣”字而起；二是“鸣”乃天性，想不“鸣”也难做到，不如当个“鸣之善也者”，三是为世所用则“鸣”“国家之盛”，为世所疾则“自鸣其不幸”，两者无不可。总而言之，韩愈以古今万物为例，说明的正是一个极普通但却很重要的道理，即为人不能不“鸣”，为文人更不可不善“鸣”，至于“幸”与“不幸”，在“上”还是在“下”，那就不必强求了。依此看来，韩愈在此文中所阐发的理论基本上还是没有超出儒家“穷达”之说的范围。
在分析了“鸣”的产生原因之后，韩愈又从“鸣”的“善”与“不善”入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。作者涉及三代，论述百家，以“鸣”字为经线，用旁逸侧出之笔，突兀峥嵘之法。时抑时扬地表达出自己对历代名人雅士的评价。韩愈把从唐、虞、夏、商到魏、晋、隋、唐的历史时期划为三个阶段。认为周以前及诗书六艺“皆鸣之善者也”，是盛世之言；周衰后的孔子至西汉的司马迁也是“善呜者也”，但属衰世之音；至于魏晋之后则“鸣者不及于古”，纯属乱世之音了。这种厚古薄今的论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一是出于反对六朝以来骈文占统治地位的反常现象的考虑，再是对于魏晋以降志士仁人愈发地“不得其鸣”之现状的极大义愤。
由此，韩愈就在末尾一段里以正大的议论，闪烁变化的语言向孟郊表示出了自己的真实看法，即：温故可以知新，从上古至今众多人物的遭遇就可以懂得，立身处世的关键是毋以胜败得失论英雄。一个人只要敢“鸣”，只要善“鸣”也就足够了。至于幸与不幸，遇与不遇，在上位还是处下位等等则一概不足论。更何况贤才不被知遇实为古今通例，本无可悲之处，如此，则“其在上也奚以喜？其在下也奚以悲？”就可以达到一种不悲而乐且幸，“鸣”之而已矣的最高境界了。
对于“鸣不及于古”，其中“善者”，韩愈以“其声清以浮，其节数以急，其辞淫以衰，其志弘以肆，其为言也，乱杂而无章”作出评说。但对于怎样“鸣”才算是“至善”，韩愈却一字未提，反以“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”作了反问。为什么三代两汉各种人物都可以“鸣”而且评之为善，到了魏晋以后却一落千丈了呢。作者以“天怒其德”作口实，此含糊其辞之法也。其本意显然是在指出乱世之中大批人才被埋没、被轻视的事实。由此也就讲明了“不及于古”的真正原因，并流露出对历代当权者压抑、摧残人才的强烈的不满情绪。
《送孟东野序》全篇紧紧扣住一个“鸣”字进行论述，其中“鸣”字出现三十八次，句法变换二十九回，声调顿挫之处更是层出不穷。明代茅坤论及此文时说：“以一‘鸣’字成文，乃独倡机轴，命世笔力也。前此唯《汉书》叙萧何追韩信，用数十‘亡’字。”既指出了连用一字贯穿全文的先例，又给予此文以高度的评价。韩愈在这篇赠序中溯古论今，独辟蹊径，反复以古人之鸣与今人之鸣相比较，于论述之中寄托感慨，在叙说之中有讽刺，达到了奇而不诡，收放自如，波澜迭起，令人击节的阅读效果，体现出变化多端，格调高奇，深刻雄健，气象万千的行文风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