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篇文章描述的是一次在秦国内部围绕战略问题而发生的宫廷论争。论争的一方是名臣张仪，一方是悍将司马错。论争的焦点则在于确定泰国的下一个攻击目标，以达到从中获利、富国强兵的目的。二人各执一端：一方极言攻韩，一方力主伐蜀，如从立论的标准看，他们的出发点还是一致的。那就是，“名”、“实”二字，既要为秦谋得实利，又要不致于陷于污名之中。《孙子兵法》有所谓“多算胜，少算不胜”，司马错能在论争中占上风，原因就在于他眼光更远，思虑更深。他不仅抓住了名利的根本，而且还进一步考虑到事情的轻重难易。他看出伐韩劫周既遭恶名又无利可图，而伐蜀则是避难就易，可以“名实两附”。
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。首先，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：第一，亲善魏，楚，出兵三川，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，挡住屯留的通道；第二，由魏绝南阳，楚临南郑，牵制韩军，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，声讨周天子之罪，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；第三，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成就王业。其次，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。认为蜀地偏远，劳师乏众，不足以成威名，也不足以得厚利。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，周室，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，不宜采用。
针对张仪之论，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“不然”二字进行反驳，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。第一，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，即地广物丰，兵强民富，博德广施。而秦地小民贫，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，宜从易处着手，增强国力；第二，蜀有桀，纣之乱，易攻易伐，用兵不伤众，取其地可广域富民，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，一举数得，既有利又师出有名，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；第三，伐韩不可行。伐韩未必有利，又有挟天子的恶名，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，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，故伐蜀是为上策。
两人观点迥异，但从论辩中可看出：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，诸如魏，韩是否同秦国友善，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诸侯国是否臣服，均是不可知因素。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，知己知彼，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，既能发展壮大自己，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。
司马错的攻战策略最终在实战中得到验证，由此也显示了他作为政治家、军事家的冷静沉着和思虑的深邃周密。
这篇文章几乎全由人物的论辨语言构成。随着语言的展开，各自的观点也升始激烈的交锋。这里，没有画蛇添足的行动描写，也没有拖泥带水的细节构绘。文字处理得干净、洗炼。二人的论辩语言也始终平实、直朴，并不在耸人听闻的夸饰之词与纵横排算的激昂之气上争胜负，而只在实质性内容上论英雄。这种艺术表现方法，同样很好地表现了张仪的迂阔和急干求成，也很好地塑造了司马错这一“战国中求实落经济”（林云铭《古文析义》）第一人的政治家形象。
结构的精巧、绵密、完整亦是文章的一大特色。文章始以“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”一句交待了事件的起因，并营构出一个严肃的宫廷辩论的气氛。继之双方互陈观点。最后以定蜀的结果对双方看法的高下作了最后的裁定。事件发展的客观顺序始终是文章的线索，在叙述中，作者并未显露主观的褒贬、抑扬等态度，来打破这种结构的完整性，但作者的倾向性又尽包融于这—结构之中 司马错的多谋善断、料事如神为后世描写能臣贤相开了先河。就这点看，金圣叹以为司马错是诸葛亮形象的“粉本”，是很有道理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