箕子碑

唐代柳宗元

原文 译文 拼音版

凡大人之道有三:一曰正蒙难,二曰法授圣,三曰化及民。殷有仁人曰箕子,实具兹道以立于世,故孔子述六经之旨,尤殷勤焉。

当纣之时,大道悖乱,天威之动不能戒,圣人之言无所用。进死以并命,诚仁矣,无益吾祀,故不为。委身以存祀,诚仁矣,与亡吾国,故不忍。具是二道,有行之者矣。是用保其明哲,与之俯仰;晦是谟范,辱于囚奴;昏而无邪,隤而不息;故在易曰“箕子之明夷”,正蒙难也。及天命既改,生人以正,乃出大法,用为圣师。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;故在书曰“以箕子归作《洪范》”,法授圣也。及封朝鲜,推道训俗,惟德无陋,惟人无远,用广殷祀,俾夷为华,化及民也。率是大道,丛于厥躬,天地变化,我得其正,其大人欤?

呜乎!当其周时未至,殷祀未殄,比干已死,微子已去,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,武庚念乱以图存,国无其人,谁与兴理?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。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,其有志于斯乎?

唐某年,作庙汲郡,岁时致祀,嘉先生独列于易象,作是颂云:

蒙难以正,授圣以谟。宗祀用繁,夷民其苏。宪宪大人,显晦不渝。圣人之仁,道合隆污。明哲在躬,不陋为奴。冲让居礼,不盈称孤。高而无危,卑不可逾。非死非去,有怀故都。时诎而伸,卒为世模。易象是列,文王为徒。大明宣昭,崇祀式孚。古阙颂辞,继在后儒。

  • 作品出处柳河东集
  • 文学体裁碑文
  • 创作年代唐代

作品简介

《箕子碑》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为箕子庙写的碑文。《箕子碑》原文有碑和颂,《古文观止》只录其碑,《柳河东集》录其全文。纣王无道,箕子劝谏不从,反遭迫害,却能忍辱负重,建立功业,作者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同情。作者以伟大人物三个标准“正蒙难”、“法授圣”、“化及民”为评价箕子的出发点,依次展开论述,彰扬箕子的人品、功业,也表达了对自己、对一切仁人志士的勉励。

创作背景

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集团,实行政治革新而获罪,被贬滴到荒远的边郡为官,他的遭遇与商代贤者箕子的遭遇有类似之处。因此,《箕子碑》这篇碑文是借赞美箕子来寄托自己的信念和抱负的。文章虽以议论为主,但行文中却蕴含着深厚的感情和无限的感慨。

  • 赏析

《箕子碑》全文选自《柳河东集》,碑文部分选自《古文观止》第六卷,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。

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,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:要蒙受苦难、坚守正道;把法典传授给明君;将教化施及人民。即: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:一、正蒙难:要蒙受苦难,坚守正道。二、法授圣: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;三、化及民:将教化施及人民。殷商有仁人叫箕子,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。

第二段,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。箕子所处的时代,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,武王灭商,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,周公灭武庚后,封微子启于宋,保存了商宗族。而箕子劝谏无效,于是佯装疯癫,结果被囚禁起来。所以《易经》卦象说:“箕子之明夷。”“明入地中”,象征明臣在下,暗主在上,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。这就是“正蒙难”。箕子和比干、微子并称为“商末三仁”,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。

第三段,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,微子已去时,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,是一种明智之举。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,指出了箕子的本意,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。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,忍辱负重,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,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。结尾说到隐忍图存,指出了箕子的本意,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。

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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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宗元

柳宗元

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散文家和思想家

柳宗元(773—819),字子厚,河东解(今山西运城)人,世称“柳河东”。贞元九年(793)进士,授集贤殿正字,调蓝田尉,拜监察御史。因参加王叔文集团,“永贞革新”失败后,被贬永州司马。十年后迁为柳州刺史,故又称“柳柳州”。病死任上。柳宗元与韩愈共倡古文运动,并称“韩柳”。其诗与韦应物并称“韦柳”。有《柳河东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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