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三川观水涨二十韵》写诗人全家人艰难跋涉的情事。诗中关于观涨的所见所感大多与时世之忧有关。安禄山叛乱的终于爆发,对于事先并非毫无觉察的杜甫来说,仍然是一场心灵上的大地震。正当他闻警出逃、惊魂未定之际,恰巧又碰到这场特大洪水。这天灾、人祸又都是那么铺天盖地、来势汹汹。他身心受到了双重威胁和折磨,这不能不教他把二者有意无意地联系在一起。
此诗是纯以破体的笔墨写险恶的境地和恶劣的心情。诗人借助于冷僻奇峭的文辞,组织种种杂乱无章的形象,便粗犷有力地显出山洪涨势的凶猛和遭淹面积的广阔,并从而烘托出极端惶恐的情绪,勾起无比深广的忧思。这显示了诗人举重若轻、似拙实巧的艺术表现才能。王嗣奭称道此诗犹如画马之能画骨,赞赏其摹写深刻,出语惊人。歌德说:“我们德国美学家们大谈题材本身有没有诗意,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许并非一派胡说,不过一般说来,只要诗人会利用,真实的题材没有不可以入诗或非诗性的。”一千多年前杜甫的创作实践,可以作为歌德此话的佐证。
这首诗不仅在用辞遣句上,甚至在构思和写法上,都明显地受到了赋,尤其是《海赋》《江赋》的影响。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中引《海赋》四条、《江赋》二条、《魏都赋》《西征赋》《叹逝赋》《风赋》《南都赋》《上林赋》《舞鹤赋》《太玄赋》各一条,分别为此诗中所用典故注明出处,这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。而杜甫在赋法的运用上又有所发展。赋主铺叙,“写物图貌,蔚以雕画”(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)。诗人借鉴于赋的凝重雕画笔触以增强其风骨,又保持诗歌以比兴抒情的特色,这样,就产生了像《三川观水涨二十韵》这种以“诗”为体以“赋”为用的新的诗歌构思和表现方式。所以王嗣奭说:“遵岩极取此诗,余谓三川水涨,谓之赋可,谓之比亦可。”诗和赋的特色,这诗是兼而有之的。
从此诗可以看出,诗人善于捕捉并描状优美清新的情境和细致微妙的生活感受,且着意追求艺术表现上的创新。由此可见杜甫“熟精文选理”的过硬功夫,和他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,善于学习,善于创新的非凡本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