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

唐代韩愈

原文 译文 拼音版

右,臣伏以今年以来,京畿诸县,夏逢亢旱,秋又早霜,田种所收,十不存一。陛下恩逾慈母,仁过春阳,租赋之间,例皆蠲免。所徵至少,所放至多。上恩虽宏,下困犹甚。至闻有弃子逐妻,以求口食,坼屋伐树,以纳税钱,寒馁道涂,毙踣沟壑。有者,皆已输纳;无者,徒被追徵。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。陛下之所未知者也。

臣窃见陛下怜念黎元,同于赤子。至或犯法当戮,犹且宽而宥之,况此无辜之人,岂有知而不救?又京师者,四方之腹心,国家之根本,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。今瑞雪频降,来年必丰。急之,则得少而人伤;缓之,则事存而利远。伏乞特敕京兆府,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徵未得者,并且停徵,容至来年蚕麦,庶得少有存立。

臣至陋至愚,无所知识,受恩思效,有见辄言,无任恳款惭惧之至,谨录奏闻。谨奏。

    作品简介

    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是唐代文学家韩愈于贞元十九年(803年)上书皇上期望减免百姓赋税的状。文章开篇描写严重的灾情,接着将皇帝的仁德与百姓的苦难交织在一起叙写,构成强烈的对比。作者认为造成这一严重情况的原因,是地方官吏横征暴敛的结果,最后请求皇帝特敕京兆府停征今年京畿地区的税收。文章记述清晰,形象生动,直言不讳,感情强烈;多用当时口语,明白晓畅。此外,叙述具体,运用比喻,形象生动。

    创作背景

    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(803年)冬,时韩愈三十六岁,在京任监察御史。韩愈到御史台后,正好遇到朝野关注的两件大事:一是当时由宦官把持的“宫市”和“五坊小儿”之害,再次激起京城百姓的愤怒和反对。第二件事是韩愈擢迁监察御史之际,恰值关中遭受严重旱灾。然而,京兆尹李实为邀功取宠,一面欺瞒朝廷,一面横征暴敛,使灾情愈演愈烈。韩愈见此,忧心如焚,决心上书朝廷,为民请命,以减缓税赋。他为了弄清灾情的实际程度,便约同张署和李方叔二人,下到京城附近的农村去亲自察看,只见沿途到处是逃荒要饭的饥民和饿死路边的尸体,人们衣不遮体,不仅卖儿卖女,拆房卖地,而且竟以人尸充饥,更加痛心疾首,当晚回到署衙,便写下这篇为民请命的奏章。

    • 赏析

    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这篇文章,集中反映了韩愈的思想、精神和情操。

    首先,文章充分展示了韩愈忧国忧民、精忠报国的精神。他认为京畿地区乃“四方之腹地,国家之根本,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。”这是巩固国家政权,治国安邦的需要,因此“有见辄言”,在“群臣之所未言,陛下之所未知”的情况下,不顾个人安危,而上书直言灾情的真相。

    其次,文章充分体现了韩愈“以民为本”的思想。他在文章中振臂高呼,为民请命,指出:由于奸佞当道,“群臣之所未言.陛下之所未知”、“上恩虽弘,而下困犹甚。”毫不顾忌地揭示出“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,拆屋伐树以纳税钱,寒馁道途,毙踣沟壑,有者皆已输纳,无者徒被追徵”的严重局势。并警告道:“京师者,四方之腹地,国家之根本,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。”同时强烈呼吁朝廷:“伏乞特敕京兆府: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徵未得者,并且停徵,容至来年。”

    再者,文章充分表达了韩愈刚正不阿的争臣风范和浩然正气。在文章中,韩愈一是明确指出“群臣之所未言,陛下之所未知”,是造成关中灾情愈演愈烈,民不聊生的重要原因;二是指出“急之则得少而人伤,缓之则事存而利远。”对朝廷的徵缴政令和幸臣李实的横徵暴敛,公开提出了反对和批评。展现了韩愈不畏强权、敢于碰硬、直指时弊、奋不顾身的胆略和气概。

    同时,文章有力地烘托了韩愈为国为民,舍生忘死,不惜身命的崇高境界。他在御史台上不畏强权,上书直言关中灾情,为民请命;在刑部侍郎位上犯颜直谏,冒死谏迎佛骨,是为国为民舍官。特别是从这次为民请命来看,当时因韩愈不愿投靠权贵,仕途极不得志,好不容易才经李汶推荐,擢拜御史台,按照常理来说,韩愈应该谨慎守官,保住得来不易的要职和富贵;然而,他为了国家的安危,关怀百姓的死活,而不顾丢官的危险,毅然在“群臣之所未言”的形势下,上书直指时弊。

    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在写作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:

    一是开门见山,直指时弊,毫无陈言套话。文章紧紧围绕关中灾情和如何解决展开论述,毫无半句虚语废话。

    二是观点鲜明,言简意赅,论述十分精辟。全文虽只有三百多字,但却阐述了七个观点,而且论述精透,如皓月当空。

    三是语言流畅,俗语联珠,用词质朴大方。如文中“坼屋”、“瑞雪”、“百姓腹内”等,俱是民间俗语,给人以生动、亲切之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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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韩愈

    韩愈

    唐代中期官员,文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

    韩愈(768—824),字退之,河南河阳(今河南孟州)人。自谓郡望昌黎,世称韩昌黎。贞元八年(792年)进士。曾任国子博士、刑部侍郎等职,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。后官至吏部侍郎。卒谥“文”。倡导古文运动,其散文被列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,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。其诗力求新奇,有时流于险怪,对宋诗影响颇大。有《昌黎先生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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